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在农耕时代，游牧民族的铁骑横跨欧亚大陆，饮马多瑙河，生灵涂炭。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在亚非拉大陆上发动了殖民战争。在自由市场繁荣的20世纪，人类爆发了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

自由市场与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和平，还是灾难？

二战后，在核武器“恐怖平衡”、国际秩序及深度全球化的支配下，世界迎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如今，经济繁荣终结，全球化退潮，债务危机重重，极端民粹主义、宗教主义泛滥，世界和平还能持续多久？

本文探索战争与国家、经济、和平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当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所面临的挑战。

本文逻辑：

一、战争与国家

二、战争与经济

三、战争与和平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可先阅读再分享）

01

战争与国家

五帝时代，华夏集团中的炎帝、黄帝为了争夺部落领导权，在阪泉兵刃相见。阪泉之战，是华夏战争史的开端。

阪泉之战后，华夏部落、东夷部落、苗蛮部落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原始战争。

《吕氏春秋》中记载：“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阿，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弗能偃也。”考古学家也证实了五帝时代的原始战争。

原始战争是典型的马尔萨斯式战争。这时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磨制石器和腌制技术进步，部落开始存储食物、定居繁衍。

考古学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每年增加的人口与新石器时代以后每年增加的人口之比为1:125【1】。人口激增引发人地矛盾，诱发了领地争夺战，打破了“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部落生活。

五帝时代的原始战争，加速了华夏国家的诞生。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尔维斯提出“群队—部落—酋邦—国家”的演变路径。华夏国家由群队、部落、酋邦演变而来。

国家与部落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部落是以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国家则以疆域为核心。原始战争打破了血缘为界限的组织，构成了地缘统治。

黄帝取得华夏部落集团的领导权后，进而又征服了蚩尤领导的东夷部落集团。《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华夏部落集团的疆域“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

国家起源学说有多种，其中战争起源学说似乎比较贴近历史。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

出于安全与生存之需，远古人类遵循血缘的原则，让渡出部分个人权利与自由，寄托于政治强人、军事首领之下，形成部落“公共组织”。随着部落战争的扩张，这一公共组织逐渐突破血缘限制，形成区域统治，酋邦及国家则日渐形成。

美国人类学家乔纳森·哈斯认为：“当一个有限区域内所有的社区逐步从属于单一政体时，国家就出现了。”【1】

原始战争催生了国家，也催生了英雄崇拜与集权。

在征服东夷部落集团时，黄帝的身份已从部落首领演化为军事首领，英雄主义的个人崇拜日渐汹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黄帝属于军政府，掌控军事征伐权。

英雄崇拜的结果是权力泛滥。原始战争加速了权力集中，促使部落军事首长的权力向王权演变，从而凌驾于各大小部落之上。

恩格斯主张国家掠夺和剥削理论，他写过一本书叫《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恩格斯说：“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机会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2】

不过，五帝时代处于部落向酋邦过度的时代，与真正的君权国家还有距离。五帝时代虽然权力逐渐集中，但王权更替依然采用禅让制。尧虽有一个儿子，但将王权禅让给了舜；舜虽有九个儿子，但禅让给了禹，“至公也”。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当时战争频繁，必须推举出德才兼备、能征善战的首领才能带领部落存活。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政治斗争，如舜逼尧退位。

到了禹时代，华夏部落彻底征服了苗蛮部落，华夏在中原得以立足，禹的个人威望与权力也登峰造极。

这时天下似乎太平，安全的威胁降低，禹并未采取禅让制交出王权，而是将首领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禹启父子相当于将王权私有化了。

启是华夏国家第一位以世袭制而获得王权的首领。继承制的确立，标志着早期华夏国家的建立，从此开启了家天下的帝王统治。

不过，启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王权合法性。

当时，有扈氏部落反对启继位，维护禅让制，启对有扈氏部落发动平叛战争。“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号令三军：“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

“行天之罚”意思是替天行道。启推行意识形态统治，使用“君权神授”来维护其政权合法性。几千年来，历代君王效仿之。

启警告臣民们：“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听我命令杀敌，我就会在祖宗面前赏赐你们；否则将你们降为奴或杀掉。

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战争的合法性是三位一体的。

启面临政权合法性问题，不得不以意识形态、“行天之罚”及威逼利诱，将臣民与国家利益捆绑，进而以国家之名义发动战争，维护王权统治。本质上，甘之战是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王权战争，并非华夏部落与有扈氏部落之间的战争。

与政权合法性国家爆发战争时，启之酋邦国家始终面临内部的脆弱性。比如满人靠征服统治汉人，政权合法性上存疑。康乾年间，贵州苗彝叛乱，有汉人“指使”、“勾结”，朝廷将这些汉人定义为“汉奸”。

这时，像启一样的王不得不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煽动仇恨与对抗，拥趸与炮灰，将个人、政治与国家模糊化、复杂化、一体化，进而以国家之名发动战争，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启之王朝天然具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战争倾向。当这三大主义泛滥成灾时，战争灾难也就不远了。

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敏锐地洞察到：“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

所以，战争催生了国家，反过来国家又可能成为战争的机器。

02

战争与经济

与中国相比，欧洲国家的形成要晚得多。中世纪及之前的欧洲属于城邦自治式国家。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历史大分野，民族国家逐渐出现。

欧洲国家的诞生同样源于战争，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战争——意大利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