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大陆上的城邦相互征战，试图扩大领地。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城邦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加速了法国、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意大利等主权国家的成立，奠定了欧洲国家版图——三十年战争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

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一些学者（如柯贝尔）开始思考：“在欧洲诸国关于谁能够取得支配地位的问题上，商业引起了它们以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持续争斗。”

柯贝尔等重商主义者视贸易等同于战争，他们认为：“商业是国家间永恒的、和平的战争，是精神和工业的战争”，“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就控制了世界帝国，谁成为世界帝国的主人，就控制了世界本身。”【3】

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将商业与贸易定义为侵略手段及掠夺财富的工具。他们主张限制出口，最大限度地创造贸易顺差，赚取巨额外汇。这种“彼之所得我之所失”的主张，很容易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后来，休谟、魁奈等学者大力批判重商主义，进而催生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贸易与战争的本质相悖：“所有贸易本质都有利益可图，即便对受益最少的一方也有好处。所有的战争本质上都是摧毁我们人类”。【3】

古典自由主义的自信来自斯密的分工及市场学说以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论述了战争和军队。他意识到劳动分工抑制了战争，职业军队的出现有助于国家稳定。劳动分工及贸易互利，大大增加了战争爆发的成本。

尽管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但是他们依然坚信，“曼彻斯特主义将终结殖民主义”。

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边沁认为贸易带来和平，而非战争。他说过一句名言：“即便征服全世界，你也不能将贸易增加半个便士。”同时，边沁还撰写过一份《一项普遍永久和平计划》，首次提出构建国际法来解放殖民地。

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曼切斯特自由主义的宣告人”巴斯夏焦急万分地写下《和谐经济论》。在开篇“致法国青年”中，他呼吁捍卫自由主义，别走把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巴斯夏给法国青年指明方向：“社会问题的解决完完全全存在于自由这两个字之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半个欧洲被卷入这场空前的战争之中，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

这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我们先看这场战争的主角——德意志。德意志的崛起远远落后于英法，法国大革命时期，德意志还是一个由容克地主掌控的城邦国家。这个国家的诞生（统一），也源于三次王朝战争。

1862年9月26日，俾斯麦首相在下院首次演讲中就如此斩钉截铁地说：“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从此，俾斯麦被冠上了“铁血宰相”的绰号。俾斯麦先后策动了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俾斯麦将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英法俄三巨头中挤出了一点生存空间，德意志得以独立。

俾斯麦开创的是国家主义之路，这是一把重剑。德皇威廉一世去世后，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踢开俾斯麦，挥舞起这把重剑，大开杀戒。

俾斯麦在卸任之前写了五大对外战略，其中第一条就是：“放弃在欧洲任何形式的扩张，包括在海外殖民地”。威廉二世却不以为然，甚至四面树敌，扩张海军挑衅英国，插足摩洛哥挑衅法国，干涉巴尔干半岛挑衅俄国。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同盟国皇储被刺杀，威廉二世鼓动奥地利立刻“和塞尔维亚来一场最终的、彻底的清算”。最终，事态失控，德国同时对俄、法、英、美、意宣战。

德军总参谋部制定了双线作战、速战速决的施里芬计划，这一豪赌式的作战计划后被希特勒继承。

那么，一战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失败？

英国自由主义者的乐观主义让欧洲失去了警惕。面对威廉二世的步步紧逼，欧洲的精英们只是对着报纸发几句牢骚，接着拿起咖啡继续享受美味的下午茶。

英国人可能不知道，德国经济学家完全不相信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这一套。当时，德国历史学派在国内占据了绝对的统治，他们认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不具有普遍性，反对自由贸易。他们认为国家斗争不能归纳、约化为经济竞争，将国家斗争永远摆在第一位，强调个人福利、经济手段服务于国家目标。

英国学者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皇的战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战争。不过，这场战争动摇了经济学家对自由主义的崇拜，其中包括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庇古与凯恩斯。

1921年，庇古撰写了《战争经济学》。他在书中延续了福利经济学的思想，认为自由主义无法避免战争，只能用转移支付的方法——将富人部分收入转移到穷人，以减轻国民福利的牺牲。

一战后，美英法等国齐聚巴黎凡尔赛宫试图瓜分德国。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谈判代表，反对对德国的过度制裁，以免激发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但被与会者漠视，凯恩斯愤然辞去了和会代表职务，然后撰写了《和约的经济后果》，引起巨大争议。

他在书中焦虑地写道：“在我落笔之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中东欧的人们则陷入到了令人感到可怕的麻木状态……仰天长问！人们忍耐的限度还有多少，最终从哪个方向来寻求脱离苦海，谁人可以为此作答？”【4】

结果，正如凯恩斯所料，战后德国经济崩溃，爆发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及国家复兴主义沸腾，纳粹党领袖希特勒在德国民众的簇拥下登台，二战日益迫近。

德国历史学派主张“德国特殊论”，与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不谋而合。新历史学派代表维纳·桑巴特，写了一本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书，赞颂希特勒是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

当时的德国，理性的言论及客观的描述被认为是刺耳的、卖国的，自由贸易及对外开放被贴上投降主义的标签，公共的广场被民族主义者及纳粹主义者的噪音、喧嚣及反智言论所占领。

我曾经《锋芒毕露四十年 | 一条炼狱般的大国之路》在写道：“德意志，这个强悍的民族，经过两次炼狱般的洗礼，最终明白了人类文明的真谛及灵魂的归宿。”

可见，从一个因战争而诞生民族国家，到抑制战争的法治国家，这个距离或许是几个世纪，这个代价或许是生灵涂炭、文明罹难。

03

战争与和平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是被战争统治的历史，更准确说是被意识形态战争统治的历史。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亲身经历了这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米塞斯在东部战场中艰难地生存下来。战后，他撰写了《民族、国家和经济》，认为顽固的民族对立情绪，驱使本国卷入这场战争。

二战爆发前，米塞斯在学术上一直被德国历史学派排除、打压。作为犹太裔学者，他遭到纳粹的迫害而逃亡瑞士，后辗转抵达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