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早年以性格倔强、固执己见而著称。在即位后第一次国会演讲时，他便声称不同于父祖，恒以“不列颠之名而自豪”。国王自幼胸怀大志，又勤奋自励，就连辉格派历史学家梅（Thomas Erskine May）也不得不承认他完全配得上“爱国君王”（a patriot king）的称号。痛感于之前两位乔治国王沉湎嬉戏、荒废政务，他立志要重振王权，但在向政府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因为缺乏政治经验，操之过急，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不满于朝臣颟顸拖沓，因此无论大事小事，事必躬亲，不仅毁损了健康（他晚年因长期高度紧张而患上精神性疾病），也降低了自己的声望。日后在谈到18世纪英国政治时，温斯顿·丘吉尔曾尖锐地指出，早期的乔治三世“善于处理琐碎小事，而对基本原则和重大问题却难以驾驭”，是一个根本无力“遏制腐败之风”的不称职者——国王急于求变，难免任人唯亲：他即位不到两年，“国王之友”派便在下院占据了多数。尽管他们尚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党派，但朝野上下很快便明白了“国王之友荣，政府之友辱”的道理。当然，打着民主、民选的旗号，却能够安享各种集权、专制的好处，这也并非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现象——美国19世纪早中期的“政党分肥制”便隐含了乔治三世顶层腐败的政治基因。

乔治三世为人古板、立身谨严，对宫廷舞会之类毫无兴趣，但对艺文之事却情有独钟。早在1768年，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英国便成立了皇家艺术协会——乔治也被当时的艺术家誉为绘画之王。1780年代以后，他则将更多精力转移到农业生产和技术改进之上：乔治三世亲力亲为，积极促进农业改良，不仅在温莎直接经营新型农业，并在近郊建立英国皇家植物园，还为英国引进美利奴羊，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羊毛产量——当时英国著名农业专家阿瑟·扬(Arthur Young)乃将乔治誉为英国农业技艺的领袖，受人敬爱的“农夫乔治”的昵称也流行开来。

阿瑟·扬(Arthur Young)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乔治三世对慈善事业亦相当关注，包括疯人院、感化院等在内的许多慈善组织都将乔治国王作为自己的主要庇护人。此外，他还非常关注教育问题。当时英伦推广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无论是“主日学校”，还是“兰开斯特导生制”，都得到他的褒奖和肯定。1786年 8月，国王途经圣詹姆斯广场，遭遇一名发疯女子行刺。事后，乔治三世不仅赦免了这位名叫尼克尔森的可怜女人，还表示要对她的诉求进行公正处理。这在当时激起了全国上下对乔治三世同情和效忠的热情——人们既为国王的安全脱险感到欣慰，同时又对其面对危机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对臣民的宽容感到敬佩。1789，乔治三世恢复健康后，牛津教授托马斯·沃顿 (Thomas Warton)在颂诗中写道：“全城灯火通明，/民众自发点亮自家的橱窗，/为国王恢复健康而庆祝，/甚至包括所有的大学学院。/”

英国18世纪政治改革家萨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认为乔治三世是历代汉诺威君主中极具个性的一位。他既虔诚信仰国教，又重视家庭伦理，他的道德观与英国中产阶级伦理道德观极为契合，故而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戴。对此，罗米利进一步分析道：“从他即位伊始到北美独立战争结束，乔治三世是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国王之一；但现在(1809年)他是最受欢迎的国王，虽然此时政府的特征或精神并无丝毫变化。”而其中的缘由显然在于时局的变迁——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在关乎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的重要时刻，国王选择站在人民一边，反对“亲法派”的权臣、辉格党领袖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这奠定了其民意基础，也使得国王可以根据人民的意愿——而非国会的投票——来选择首相和政府。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其随之蔓延的暴力恐怖，使得英国民众深刻领悟到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感受到君主立宪与法国封建王权相比的制度优越性，同时对宽厚仁慈的国王也益发敬重，甚至连“丢失”美洲这样的过错也被淡忘。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小皮特首相执政，乔治三世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但与此同时，乔治三世却日益受到国内民众的爱戴，甚至被赞誉为“不列颠的保护神”。其中的教益，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