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糟糕的是，国内舆论对国王也极为不利。埃德蒙·伯克在国会发表演讲，反对用兵，倡导大英帝国与殖民地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反对派政治明星约翰·威尔克斯在自创的《北不列颠人》第45期上对内阁的美洲政策甚至国王本人大肆攻讦——威尔克斯三次当选议员，又三次被国王罢黜，后被迫流亡海外。当他返回伦敦时，受到伦敦市民热烈欢迎，令王室大出其丑——马克思曾指出，威尔克斯事件一度有动摇乔治三世的王权之势。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当身为家庭成员的美国人拒绝他的慈爱和保护时，”正如乔治三世的传记作家斯特拉·蒂利亚德（Stella Tillyard）总结的那样，“这几乎令国王感到崩溃。”

埃德蒙·伯克

在个人层面，也许没有人比乔治更能强烈感受到，存在于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裂缝在不断扩大。乔治三世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国王是臣民、大英帝国和殖民地的父亲。他掌管着他们的福祉；作为孩子，他们也应以爱与服从回馈国王。自登基以来，乔治三世一直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以他本人为首的大家庭。在国王眼里，叛逆的殖民者就像一群被宠坏、忘恩负义的孩子。照蒂利亚德的说法：“对孩子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只要能够保持尽职和忠诚，乔治就是他们慈爱且温柔的父亲。在乔治的内心，他为家族每个人都设计了一套他所认为最适合其生活的方式。但如若他们想要以与他所设计相左的方式生活，乔治绝不会与他们谈判，更不会妥协。他对待美洲臣民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他的孩子，他们就要和他真正的孩子一样，必须承认乔治作为父亲和国王的权力。如果道义不能使他们回归祖国，那么就必须采用武力。”但革命者不仅不领情，却反过来指责国王阻碍他们的茁壮成长：对他们来说，仁慈的父亲正转向残酷和专制。

国王深知，对大英帝国来说，用武力解决美洲殖民地问题的风险极其巨大。众所周知，乔治三世一向以维护王室尊严、保护在海外受到胁迫的忠诚国民（尤其是美洲保皇派）为己任，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考虑“七年战争”之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与欧洲诸国的关系。这位君主担心，美洲殖民地的丧失不仅会给英国权益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可能会放松英国对爱尔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控制。

因此，乔治三世顾虑重重。一方面他已将国家置于战争边缘，另一方面他又向议会作出保证：他将以宽宏大量的方式，以军事行动作为辅助来对付叛乱分子——作为他们的父亲，国王将以“温柔和仁慈”的态度接受任何悔改的殖民地叛乱分子。王室的支持者（托利党，即所谓“国王之友”）也纷纷主张采用国王的强制手段，认为这是一场反常的叛乱。然而在支持和平调解的辉格党看来，这却是一场反常的内战。事实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景：受教育群众对政府使用军事力量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行为，进行了广泛批评。”——这一问题的分歧使英国决策者在美国问题上陷入更深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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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的战争

与犹豫不决的大英帝国领导人相比，殖民地人民想法很天真很简单。正如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所言，无法无天的美洲人“除了以身为英帝国臣民感到自豪外，感到此帝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撒手不管你。”早在几十年前，殖民者就提出“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认为英国自中世纪起只有议会代表达成一致国家才有资格征收内部税，而现在美洲殖民地在议会里连个代表都没有，凭什么要交税？（对此，约翰逊博士的答复是“殖民地居民不能拿从前不交税做理由：我们不会让一头小牛耕地，但长大后则另当别论。”）此外，美洲人还表示，根据几百年来的习惯，美洲一直采用贸易特权与外部税（主要是关税）来换取自治权，可谓古已有之；再说“七年战争”是英国与欧洲大陆诸强争霸的战争，与殖民地了无干涉，因为军费开支（英国由此欠下1.4亿英镑的巨额债务）而增加殖民地赋税显然毫无道理。

在这些无休止的争论中，更直接也更要命的问题也出现了——殖民地与母国的纽带来源于王室曾经颁发的殖民特许状，这类封建残余文件使得殖民地人民意识到自己只应该效忠于国王，而非议会。而事实上，“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议会才是国家权威的体现。唯其如此，美洲的激进分子一再强调，英国议会无权干涉美洲殖民地政治，英国议会与美洲各殖民地议会应是平行机构——从这点上不难看出，日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可以说是“光荣革命”的一种延续：对英国来说，“光荣革命”未能在美洲开花结果，议会的权威未能得到尊重；而对美国来说，殖民地要想尽一切办法打破现状，摆脱英国议会的控制。

在向国王请愿的三天后，大陆会议还代表“美洲同胞”向大不列颠居民发表讲话。殖民者表达了他们对宪法和经济的不满，以及他们对于受专制政权奴役的恐惧，并向他们的英国同胞恳求：难道不是他们共同的祖先，政治自由传统，以及他们先前为保护帝国的战争中流下的血汗，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吗？难道不存在这样的危险——“那些刺穿美国兄弟们的士兵”下一次会将刺刀转向国内的同胞？

在美洲叛乱分子心里，他们是在合理地抵抗帝国暴政，而对于他们的君主来说，这就是叛国。早在1773末发生波士顿茶党事件之后，英国的一位贵族便建议说，应该对叛乱分子 “处以绞刑，绑在囚车上拖往刑场，将他们对半肢解。”大陆会议在1775年7月向乔治三世发出最后一次避免战争的和平请愿，但乔治三世拒绝接受橄榄枝，并且责令枢密院发布一份关于“镇压叛乱和暴动”的公告。公告里宣称，美国人现在处于“一场公然的叛乱之中，……他们正在筹备和部署，准备叛国，并将发动对我们的战争。”当美洲叛乱分子得知国王拒绝接受他们忠诚的请愿书，反而宣布他们为叛军后，以塞缪尔·亚当斯等人为首的激进派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脱离大英帝国、为独立而战斗的革命之中。

塞缪尔·亚当斯

面对大陆会议的吁请，乔治三世不为所动，而是立即着手平息叛乱。10月底，他在国会发表了一次决定性的演讲，阐述其强硬的立场。国王分析了美洲的情况，指出那里的叛乱分子“正公开宣扬他们的起义、敌意和叛乱。”他们组建军队，征税，篡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作为回应，国王表现出他坚定不移的使命感和信念：他将使殖民地回归臣服状态，并将他忠诚的美洲臣民从叛乱分子的暴力压迫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