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3年，“七年战争”宣告结束。英国与法西两国签署《巴黎和约》：英国用哈瓦那换得西班牙的佛罗里达，用海外殖民地换得原属法国的北美和加拿大。英国国内有识之士，如国会议员埃德蒙·伯克，认为此举“甚为不智”——因为缺少了强邻的威胁，北美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纽带会被削弱，甚至最终会被切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英王乔治三世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也为十余年后的美洲独立革命埋下了伏笔。1783年美国独立革命胜利后，当革命领导人、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被问及“谁对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贡献最大”时，亚当斯简洁地回答：“乔治三世。”

在由富兰克林等革命元勋参与、主要由杰斐逊执笔完成的《独立宣言》中，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被刻画为“生性残忍、荼毒生灵”的暴君——在丢失美洲殖民地后，这位暴君内外交困，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精神失常，被关押在圣詹姆斯宫，并终老于斯。在美国人看来，这是“自绝于人民”的暴君的必然下场，死有余辜。但在英国人看来，这位“美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在美国独立后幡然悔悟，放弃了“重振王权”的梦想，使得英国政治重新回到“光荣革命”以来君主立宪、限制王权的正确轨道，这一转向在英国近现代史上意义重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eorge Trevelyan)说，1800年代小皮特首相执政以后，乔治三世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但与此同时，乔治三世却日益受到国内民众的爱戴——国王乔治成为不列颠民族的象征和民众爱国热情的焦点，被誉为“正直高尚”的君王。国王的形象为何反差如此巨大？答案恐怕需要回到美国独立战争的现场去寻找。

乔治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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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起因

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被霍尔格·霍克（Holger Hoock）等历史学家称之为内战，是因为在独立战争时期，真正支持独立的只有殖民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时，北美殖民地有250万人口），而反对独立、忠于英王的大约有20％，即50万人左右——这些人包括英王任命的殖民地官员、圣公会牧师、以及各个阶层的保守派。支持独立的人自称“爱国者”（Patriot，或称独立派），忠于英王的人自称“保皇派”（loyalist，或称托利党），其余则为骑墙派。交战之初，美英双方皆为同宗同源的手足兄弟；及至后来，殖民地内部爱国者与保皇派你死我活的战斗，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外战争——尤其在南方，“这里打得最激烈的不是大陆军对英国军队，而是保皇派和爱国者之间自相残杀。”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独立战争只能是一场“内战”（或称“第一次内战”——以示与南北战争相区别）。正如宗教革命时代，异端往往比异教徒更该死，很多时候教派斗争、路线斗争、内战比起对外斗争都来得更加惨烈。

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从当时人们的言论上来看，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迹象，倒是相反，许多日后的革命者此时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英国认同。比如弗朗西斯·霍普金斯（Francis Hopkinson，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也是美国国旗的设计者）在1766年说：“难道我们不属于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吗？身在美洲的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英格兰人，尽管我们被大西洋的波涛重重隔开，但我们的忠诚依旧。”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阿比盖尔的私信中，也曾不无骄傲地说，新英格兰不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优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筹。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正的英国血统。战争期间，约翰·亚当斯致友人的一封信件表现出他对暴力革命的疑虑——担心社会因此失去秩序，同时也害怕最终会迎来暴民统治（Mobo-cracy）。不仅如此，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对北美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一旦脱离英国，天知道这些天主教徒会对清教徒移民采取何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此外，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英国政府对反叛者的血腥镇压，仍然让美洲人士记忆犹新，不寒而栗——毕竟当时的英国是西半球乃至整个世界的头号强国。事实上即便是激进的独立派人士，一开始也不敢奢望独立，而是抱着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鸵鸟心态，认为这一切都是贪婪腐败的内阁的问题，而宽厚仁慈但受误导的国王则听之任之。他们甚至乐观地以为，或许只要一次激烈的武装抗争，就能够促使这个残暴的内阁倒台，从而使得对北美友好的新内阁顺利登场。所以1775年7月5日列克星敦第一声枪响之后，大陆会议仍然向乔治三世递交了“和平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恭顺地表达了对英王的忠诚，并请求他阻止内阁的敌对行动，以便达成和解。简而言之，美洲人民只是要求把“议会无代表则不纳税”的英国原则，推广到北美殖民地而已。

大陆会议

23岁的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上英国王位。统治前十年异常艰难，乔治经历了政府的持续动荡。等到美国革命前夕，乔治已经成长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这位国王头脑沉稳，有着强烈的皇家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并受到明确的基督教道德指引。作为统治者，乔治对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非常感兴趣，并密切关注美洲战争的筹划和实施。在危机升级的早期阶段，乔治三世主张怀柔。但是，当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后，乔治三世立场逐渐强硬。他在写给内阁大臣的信中说：“我极为痛心地获悉，坏人的煽动又一次把波士顿人导向如此不可原谅的暴行。”他认为，目前的困境来源于不列颠的一再忍让，从而让一小撮坏人有机会煽动无知群众。国王决定要施以严惩，以显示帝国威严。“我们是绵羊的话，他们就是老虎。但是，如果我们坚强起来，他们毫无疑问会被证明是非常温顺的。”然而事实证明，国王的想法太过简单。国王力排众议，断然主张采取强硬的平乱策略，但这些策略很难保证国内团结——反过来，国内冲突也会影响国外战争。

正如历史学家莱基（W. E. N. Lecky）在“固执的国王”一文中论断的那样，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有一个倔脾气的国王当政。在十数年的英美紧张关系中，不列颠当权者的失误首先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北美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转而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举动严重地恶化了局势——北美独立运动在各种外力作用下，被硬生生地拧成了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