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警方开始监视马祖雷克，并部署了一名便衣警察与他交朋友。警察在他的车和房子里安装了录音设备，还窃听了他的电话。同年10月，警方搜查了他家，并要求他提供唾液样本。但他的基因与盒子上发现的任何基因图谱都不匹配。

乌尔苏拉的哥哥米夏埃尔在2009年的谋杀案审判中出庭。Dpa Picture Alliance Archive/Alamy

检察官们还有最后一个希望。从马祖雷克家里搜出的物品中，有一台老式的盘式磁带录音机。在乌尔苏拉失踪后的几天里，绑匪给她的父母打了几通电话，电话里有叮当声。这台设备有没有可能是当年绑匪用来录下广播电台的叮当声的？一位声音专家获取了1981年那几通电话的原始录音，并花了几个月时间对录音机进行测试，结论是录音机确实是用于那次绑架。

2008年5月28日，在乌尔苏拉死后27年，马祖雷克被逮捕，并被押往埃兴附近的奥格斯堡市。乌尔苏拉的父母（他们仍然住在埃兴的那幢房子里）已于几天前接到通知，嫌疑人逮捕在即。他们还被告知可以参与审判。根据德国的法律制度，某些重大罪行受害者的亲属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正式加入诉讼。这样，他们就有权查看证据，请求证人，向法官提问。

过去了这么多年，乌尔苏拉的父母不想再面对女儿死亡的可怕细节。代替他们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出席审判的是他们的长子米夏埃尔。其时，米夏埃尔已经40多岁，在奥格斯堡的一所女子中学教宗教和音乐。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已婚男人，但也是一个“不满足于半真半假”的人。他的老朋友米夏埃尔·霍夫施泰特尔（Michael Hofstetter，乌尔苏拉失踪那晚，他们在一起）最近在接受《南德意志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采访时说：“有一种深深的正义感驱使着他。”

2009年2月，该案在奥格斯堡开庭时济济一堂。马祖雷克（一家报纸用“胡须巨人”描述他）坐在他妻子前面，他妻子也作为绑架案的从犯接受审判。马祖雷克宣读了一份长达20页的声明，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我知道我肯定不算一个好公民，有时很粗鲁，很多人试图把我描绘成一个坏人。但绑架案与我毫无关系。”

法庭上的维尔纳·马祖雷克。Christof Stache/APN

检方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品性恶劣的证据。马祖雷克的女儿和继子对他这个父亲没什么好话。他在法律上也有些劣迹，包括2004年因伪造文件被判欺诈罪。还有关于狗的故事。

1974年，马祖雷克从慕尼黑啤酒节回来时发现，家里那只名叫苏西（Susi）的混血狗把厨房里的垃圾桶掀翻了。于是他把小狗抓起来，锁在地下室的冰箱里。第二天，他当时的妻子（不久后就和他离婚了）去冰箱拿肉，却发现苏西冻死在里面。马祖雷克后来说，他只是以“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方式惩罚宠物。

检方提供了对马祖雷克不利的间接证据。他需要钱，所以有作案动机；他有自己的作坊，可以秘密地制造盒子。乌尔苏拉失踪时，有人看到他在收听警方广播。盒子里使用的皮革就是从一个像马祖雷克这样有着啤酒肚的人的皮带上割下的。2007年，警方搜查并窃听了他的房子，他们听取了他和一位来自埃兴的老朋友的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中讨论了乌尔苏拉·赫尔曼案件的诉讼时效。

但是，这个案件的关键要素是那台盘式磁带录音机和法芬格撤销的供词——他应马祖雷克的要求挖了那个洞。检察官认为法芬格的口供是可信的。正如警方的旧有档案所显示的那样，从几个方面来看，法芬格的供词都是准确的：他详细描述了藏尸点，从森林空地的大小、洞的尺寸到土壤条件等细节。1982年，警方的首席调查员确信，法芬格在森林中是故意误导，以造成他无法找到盒子埋藏点的假象。多年后，当时的警员出庭作证，称法芬格是一名“优秀的演员和老道的骗子”。

录音机是最重要、最有争议的证据。2007年，马祖雷克接受警方审讯时说，录音机是几周前他和妻子度假时在一个跳蚤市场买的。但是他无法证明是谁卖给他的，而且市场上没有人记得那天出售过这台录音机。

巴伐利亚州专门研究语音而不是音频的专家讲述了为何在勒索电话的录音中能听到咔哒声——那是在播放叮当声时按下录音机按钮的声音。用她的话说，当她按下这台盘式磁带录音机上的按钮时，会有一个“啊哈”的声音出现，这个声音和勒索电话中的声音是相同的。录音中其他的细微特征也恰好和她面前的录音机吻合。她说，马祖雷克家发现的录音机“很可能”就是勒索电话中使用的录音机。

警务长德特勒夫·普赫尔特（Detlef Puchelt）展示了一张盘式磁带录音机的照片，这台录音机曾被用作证物。Christof Stache/AP

综上所述，2010年3月，高级检察官提醒法庭，乌尔苏拉被“活埋在一个盒子里”，暴露了“凶手的冷血和无情”。三名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确信马祖雷克有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由于缺乏证据，他的妻子被无罪释放。法庭上，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杀害乌尔苏拉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但有个人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