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文物追索方面的探索变得更为积极主动。2019年，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2024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是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主责单位，同时规定其有权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追索工作，搭建了非法流失文物追索的工作机制，同时还规定“国家对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受时效限制”。

　　“时效限制”曾一度阻碍文物追索团队的施展。目前，国际上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公约》）。

　　这意味着，《1970年公约》生效前因战争劫掠、盗掘、非法转让及走私等不法原因或不道德手段被转移出中国国境的文物，即历史上流失文物，不在公约约束的范围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私法研究室主任李庆明直言，“实际上中国大量的文物都是在1970年之前就非法流失到国外去了”。2024年文物保护法的修订，正是通过国内法突破时效限制，为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提供了法律支撑。

　　在国际上，纠正历史、道德返还也越来越得到认可。李庆明认为，虽然有时效限制，但《1970年公约》对非法流失文物持有国施加了压力，为文物流失国带来了一定道义和舆论优势。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联合发布《青岛建议书》，进一步鼓励各国和文物持有者认识到殖民获取的非正义性，鼓励各国及相关机构在文物保护、研究、返还及后续利用等方面加强对话沟通与互动合作。

　　2024年4月，美国国际法学会第118届年会召开，会上专设了“中国被掠夺的文化遗产：历史的不公与当前的困境”论坛，霍政欣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令他意外的是，观众中有美国学者和官员，也有来自国际组织以及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众多学者与官员。他发现，主要殖民背景文物持有国也在积极制定和修改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殖民背景文物归还问题的妥善解决。

　　霍政欣认为，在文物追索返还中，双边合作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也是“主动”的体现。子弹库帛书返还的前提是2009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方和《五行令》《攻守占》持有机构——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双边谈判。

　　他指出，文物返还领域的稳定合作已经成为严峻复杂的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双边合作“针对性很强、可操作性强”，难点则在于需要一个个国家突破。李庆明将之形容为“通过合作的返还和通过返还的合作”，“让对方既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与善意，通过合作促成返还，返还后进一步在研究方面和其他领域加强合作”。

　　“不是所有的中国文物都要返还，历史上大量的中国文物通过正常贸易运到西方，是文明交流的纽带。我们追索的是非法流出的文物。”霍政欣指出，这些文物的返还，是纠正不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必要举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他呼吁日本尽快返还侵华期间劫掠的文物。

　　师徒

　　陈锐达无法以历史研究者的口吻解释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但当他谈到帛书“流失到海外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被公开展出过”时，带着一时略失理性的委屈。

　　他的老师年轻时也有类似的不忿。2009年，还是一名国际法青年学者的霍政欣得知，世界知名拍卖公司“佳士得”在法国巴黎拍卖1860年英法联军自圆明园掠走、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这是他关注文物追索返还的起点。

　　“当时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表态，都说这是英法联军劫掠的中国文物，应当返还。我很不解，既然应当返还，为什么对方不返还？”从这个学术疑问起步，霍政欣了解到，当时国内几乎无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用一种民族情感在代替理性的法律作回答，就说这是被强盗抢走的，理应返还，但实际上对于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研究还是比较浅的”。

　　在认知里建立起文物回归与国际法研究之间的关系，即便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一道难题。本科期间，陈锐达上过霍政欣的国际私法课，霍政欣是公认讲课很好的教师，会在课堂上穿插着讲一些自己在流失文物追索方面的研究。陈锐达对他的研究领域好奇，找来他写的专著《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但不太能看懂。

　　“一开始我会很好奇，文物追索工作跟国际法有什么关系？以为这是一个外交事务，大部分情况下可能通过外交协商就可以实现，那国际法发挥了哪些作用？”陈锐达说。更何况，没有研究基础的人在法规里甚至“看不出来文物两个字”。

　　直到加入霍政欣团队，开始做一些基础研究后，陈锐达才慢慢发现：文物追索是一个需要由国际法来解决和提供支撑的。

　　霍政欣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他们需要证明一件文物在何时间阶段以何种方式流出，违反了当时中国的什么法律，流入另一国家，又违反了当时该国的什么法律。“经常要把中国民国时期的法律找出来作研判，有时候有些国家历史上的法律都找不到。”

　　研究早期，陈锐达会陷入对某个法律问题“无解”的痛苦。霍政欣提醒他，误区在于“先入为主，带入了中国法律视角去理解日本法”。团队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在实战中理解，文物追索“不是一个机械适用法条的过程”。

　　这对师徒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霍政欣一直认为法学要解决社会问题，不满足于只做理论研究；陈锐达学习法学是为“匡扶正义”，他坦言自己受导师影响很大，文物追索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某一个领域维护公平正义”。陈锐达毕业后在大学任教，还坚持在霍政欣的团队参与文物追索，并凝聚更多人加入。

　　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为团队带来了不同学科的视角，他们也有了人手去持续关注和分析国外文物追索的动态。陈锐达说，团队有了经验传承，追索工作会越做越好，“当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可以立刻反应，应该从哪方面入手”，迅速且有效的反应，为其他环节争取了更多时间。

　　这对师徒都提到了“个人的幸运”，这恰好是文物追索领域两代国际法学者的人生轨迹：前者的十余年学术生涯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文物追索能力不断增强，“自己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正好能够发挥作用”；后者的学业遇上中国文物追索的“黄金期”，得以接触大量案件，这期间也是世界流失文物返还的新浪潮。

　　归来

　　霍政欣“10年之约”的主角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案件虽然胜诉，但判决仍处于域外执行阶段，霍政欣对它的回归持乐观态度。该案开创了民间通过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新途径，但它的耗时耗力让霍政欣认为，与更多国家签订和实施双边协议才能提高文物追索效率，“找准路径，中国文物能够实现加速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