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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7月10日，玛多法院干警正在“姊妹湖”调解室调解案件。本报记者 赵炜烽 摄

图为7月11日，玛多法院干警在黄河乡赛马场为牧区群众宣讲法律知识。本报记者 赵炜烽 摄

上接第一版  此次地震导致玛多县6200户14490人受灾，1665栋房屋受损。玛多法院的新办公楼也在地震中裂了口子。一个月后，钱快乾从隔壁达日县走马上任玛多法院院长。

初识钱快乾，一握手就知道他是一个生活里坚毅果敢、生命里饱经沧桑的硬汉子。

他宽厚黑红的手掌上，排布着十个粗硬的指节。近20年严谨的法官生涯，让他时刻都将腰板挺得笔直，他讲话爽快，目光如炬。

回想起当时在县中心广场上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换届刚进行到一半，帐篷就被骤风掀翻，纸张材料漫天飞舞，钱快乾意识到情况远比想象的要糟。刚到任的他面对的是满目疮痍——被震垮的烂摊子。

即将装修好的法院办公大楼内被摇晃得满地狼藉，干警们在玛多的家也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大家按照县里统一安排，在县中心广场的临时集中点——三顶帐篷里办公、就餐。没办法洗澡、洗衣服，干警们每天早上醒来就在广场附近排队用临时引过来的水龙头抹一把脸，便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

好在没有干警伤亡。大家一方面完成自救，一方面紧抓主责主业。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期间，请青海省委和省政府转达他对玛多地震灾区各族群众的诚挚慰问，要求切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解群众难，安群众心，暖群众情，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我们备受鼓舞。”钱快乾说，“同时，总书记的指示为我们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为党工作好，为人民服务好。”

成绩是最好的答案。2021年，在玛多法院27名干警的努力下，玛多法院被县委评为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优秀领导班子”。1人被评为“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1人荣获“优秀县级干部”，1人荣获“优秀党员”，1人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1人荣获“巾帼建功标兵”。这让钱快乾很是欣慰。

玛多的夏天转瞬即逝。“我六月底来时这里还下了一场大雪，天气说变就变。”钱快乾向记者介绍说，到了八月份，夜里就得围着炉子转。钱快乾和大家一同生活在帐篷里，长夜将至，他不得不考虑再三。

“天气变冷了，不光干警们受不了，前来诉讼的当事人也受不了。”钱快乾想来想去，还是去找了县领导，“组织信任我，让我来玛多当院长，不给大家干点事，不好意思啊。”

县领导正在筹划为各单位筹建彩钢板房的事宜，承诺给法院部分资金，这让钱快乾喜出望外。钱快乾东讨西借，协调沟通各项事宜，带着干警们跟着建筑工人一起干，很快在原本要竣工的新办公大楼旁搭起了一座临时简易板房。

法徽和“玛多县人民法院临时办公点”几个大字一上墙，彩钢板房正式对外“营业”。

板房不小，五脏俱全，该有的办公室一个没落。板房不大，全院干警的办公室都不够分。

钱快乾把院长办公室让出来给两个书记员，自己则在门口的第一间法警室加了一张桌子来办公。

为了解决新入职干警的住宿问题，钱快乾将各个办公室进行再压缩，党组成员和两三个干警挤进一间屋子。随后，几张采购回来的上下铺便放置在了靠里的三间房里，供干警们晚上休息。

“好歹是有个像样的办公场所了，好得很。”钱快乾说。

“被食堂的大师傅一把抓住了胃”

板房本身不保暖，接口处还漏风，夜里的寒风嘶吼着从每个缝隙里拼命地钻进来。面对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低温，尽管电暖器一个晚上不停，干警们身上摞两床被子，披盖着大衣，还是会被冻醒。

“冻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董学斌就经历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这位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90后”本科生是玛多法院的法官助理，他常常这样在被窝里等天亮。

董学斌是青海海东人，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工作过两年，因想离父母近些，选择考回了青海。见识过北京爆炸的收结案量，2019年初来玛多，董学斌觉得“这里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虽然结案率100%，可全年收结案数不到60件！玛多县城没有商场，没有电影院，没有KTV，仅有的两家火锅店是改善生活的去处。

记者问他：“怎么没想着走？”

董学斌狡黠一笑，直言是“被食堂的大师傅一把抓住了胃”。

玛多不长树，蔬菜也活不下来。平时吃的蔬菜全靠“进口”，菜比肉贵。即便是这样的情况，干警们能吃到的也仅仅是土豆、粉条、玉米、大白菜这些不易腐烂、便于存放的蔬菜。

“可能是选择比较少，吃起来反而觉得格外香。”董学斌说。

真正接触工作，董学斌感受到玛多法院案子不多，但事情不少，办案成本极高。因为在这里，法院干警要主动走出去，帮老百姓解纷。

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藏族是这里的主体民族。藏民们分散在占全县面积87.5%的草场上，信马游牧，世代长居。这里的藏民们生在草原，活在草原，离不开草原。

“过去，藏民们遇到纠纷往往找中间人来调解，一些恶性案件甚至能通过一两头牛的赔偿私了。”让董学斌困惑的是，即便是对中间人的调解结果不满意，但藏民们依然不愿意来法院。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工作三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给董学斌提供了“解题”思路。

董学斌介绍说，近年来，随着玛多法院加强普法宣传工作，牧区群众学法、知法、用法意识不断提高，大家对法律的信仰也不断加深。群众把他们当亲人，一听说法院的人来宣讲，就端来奶茶，献上哈达。

但牧区“路难走”“车难行”的客观条件，很大程度上阻断了牧区群众来法院的维权之路。

玛多法院的案件量近10年增长了近4倍，“但我们通过乡镇干部了解到，牧区群众还是普遍反映‘路太难走了’。”钱快乾介绍说，“牧区没有手机信号，联系当事人网上开庭、调解都特别困难，干警们只好走出去，当面解决大家的问题。”

虽说走出去遇到的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一袋牛粪、几堆草垛都可以成为诉讼的理由。“但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我们要让牧区群众拥护、信仰法律，就要帮他们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解决好。”董学斌说。

“想要在这片土地上当法官，需要练就更加过硬的本领”

走出去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让玛多法院法官助理更周措吃尽了苦头。

在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中，老乡写好了诉状，可过两天在交谈的时候，“发现他提出的诉求全是诉状以外的”。更周措仅帮着老乡固定诉求、制成笔录，这就花费了多半天的时间。

固定诉求之后，更周措要老乡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老乡根本拿不出一星半点。老乡说：“不信你们去问村里其他人，你们是政府，要证据你们自己去找。”

更周措再三说明打官司要讲求证据，老乡显得很不耐烦：“我可以吃咒（发誓），这下你们该信我了吧！”

无奈，更周措只能随老乡前往村里，引导他取证。

“由于地域的特殊性，牧区的部分群众没有能力写一纸规范的诉状，甚至无法提供证据，我们常常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更周措说。

更周措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实习过。她认为，“在北京和玛多当法官差别很大。北京的法官大多只需做好审判业务，玛多的法官却还要干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