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冲到村口时，我警卫连突然猛烈开火，打倒了一批敌人，从鬼子第一道合围圈杀出个缺口。警卫连乘势掩护着机关冲出村外，向北面四柳林一带撤去。谁知部队刚冲到赵家柳林附近，迎面又遇到一片黑压压的第二层前来合围的鬼子和汉奸部队，这样我军就被敌前后夹击，内线的鬼子调过头来紧追不舍，外线正面上来的敌人堵住了去路，敌人子弹像飞蝗般扫过来，我们的一批干部、战士倒了下去。

　　地委、专署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在地委书记杜子孚率领下，从王家柳林至崔达家村西的南北交通沟里向崔达家突围。刚到崔达家通往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已提前隐蔽在沟里的日军突然开火，在交通沟里的6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分身亡，地委书记杜子孚当场中弹牺牲。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身体紧贴着沟壁，慢慢挪动，在一个十字沟口冲了出去。

　　在四柳林地区，敌人四面重兵包围，石景芳专员等带领剩余的人被压缩在赵家柳林村东一片开阔地上。敌人嚎叫着冲上来，他们在开阔地的一个坟场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一场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石景芳等人都牺牲了。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家村南的一条道沟，在沟内边打边向东南方向冲，到达孙家营盘时，邸玉栋胳膊负伤，这时我军腹背受敌，形势紧迫。邸玉栋喊了声：“到了最后时刻了，与敌人拼啊！”率领同志们冲上去和敌人搏斗，最后都英勇牺牲了。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石景芳、杜子孚、邸玉栋等300余人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同时牺牲的还有原冀中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及带领的部分干部、冀中参观团和冀中二十三团一营一部。20日上午，敌人从柳林、小单向东北方向撤走。

　　敌人走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周化南、高汉章、石青、林青等人和部分群众赶到现场，他们含泪辨认并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派人把战斗经过向上级党委进行了汇报。

　　杜子孚、石景芳、邸玉栋、吕器……，这些熟悉的面孔和身影，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心中还充满着对他们的敬仰之情和对日寇的仇恨。石景芳同志是无棣人，是把我引向革命道路的第一人。杜子孚是宁津后郑村人，邸玉栋是盐山邸家楼人，他们都是津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为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吕器同志又名杨希玲，是1938年和杨靖远、李启华等同志一道从外地调来边区的。如今，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冀鲁边区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大马家庄突围战斗

　　1943年初，日军为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加强了对津浦铁路沿线的“扫荡”。我们原来挖掘的交通沟大部分都被敌填平。日军除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外，又实行了所谓“囚笼战术”。敌强征数十万民夫挖沟筑路，在要地设据点，企图以铁路为轴，以公路为链，以横沟为笼，以碉堡为锁，妄图将我抗日军民分别锁在“囚笼”里，发挥其机动性快的优势，在“笼子”里搜索、“清剿”，最终消灭我们，使我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的绝境。

　　1942年9月后，冀鲁边区的形势日趋恶化。我所在的第一分区地域内，日伪在县与县、区与区之间都挖了界沟，据点岗楼林立，横沟、公路纵横。边区17个县建起了据点456个，平均10个村庄就设有一个敌据点。这些地方共驻有日军3600余人，伪军两万人，顽军近1.5万人以上，超过我边区部队5倍。边区政府能推行政令的不过一半，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都困难。敌伪对我反复“扫荡”“清剿”，几乎无日不听到枪声，无日不发生战斗，边区机关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边区已完全陷入被敌军“分割”、包围、“封锁”态势，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日军实行“囚笼战术”，频繁“扫荡”，原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原根据地都变成了游击区甚至是敌占区，迫使我第一分区部队在所属的沧、南、盐、青、宁、吴、东地区暂时无法活动。

　　1943年六七月份，据内线得知：日伪军集中重兵，准备“扫荡”我东光、南皮、宁津，对我第一分区部队进行“合围”。分区傅继泽司令员召集我们开会，传达了这些情况，为避敌锋芒，分区决定跳出合围圈，冲出敌设下的“笼子”。于是傅司令员带领机关和我们“铁帽子五连”，准备转移到第三分区乐陵县大马家庄一带活动。我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走了几十里地，转到了乐陵县的大马家村，谁知还是没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当天拂晓，侦察员突然发现，东面和北面有日伪军向我“合围”。傅司令员立即命令我率五连速向西北突围。我们前进了五六百米，因敌火力太猛，突不出去。傅司令员又令我向南突围，敌人火力更猛，还是突不出去。

　　我向司令员建议“向西突围!”

　　傅司令员说：“西边有横沟、敌人的岗楼啊?”

　　我说：“正是有横沟、岗楼，敌在这个方向不会有重兵，现也没发现有大的敌情。”

　　司令员思考片刻说：“可以。”

　　“首长你带机关一、三排部队先走，我来断后！”我对傅司令员说完，立即命令一排长带两个班，每个战士带上锹，赶快顺沟挖台阶。当时敌人强挖的这些横沟都有好几丈深。台阶挖出来后，先让傅司令员和分区司令部机关爬过横沟向西突围，我带二排断后掩护。当部队突到村外我刚爬出横沟时，日军骑兵快速从两侧向我们展开了夹击，距我们只有三四百米，我们待敌接近到百余米时，当即用密集的火力迎头打击敌人，好不容易撕开一个口子，形成了我军在中间向前突，敌人马队在两侧穷追不舍的局面。只见日军骑兵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马刀，像狼一般的嚎叫，强行从我们的两侧向前冲，我立即判断敌企图抢到前头拦截我们的退路。这时我见敌先头马队已与我平行，有的已超越，我急忙命令部队就地两面展开阻击，集中火力射击马匹，枪响马倒，只见到马背上的敌骑兵纷纷摔了下来，有的连滚带爬往回逃，有的摔下后就不能动弹。乘敌混乱之际，我命令部队迅速后撤。就这样边走边打，敌追我挡，几个回合后，身边有许多战友倒下了。这时我发现身后的日军骑兵也不像开始那样猖狂，而是在我们后面约三四百米距离尾随跟进，我快他也快，我阻他向后撤一段距离，当我一撤又穷追不舍，始终与我们后卫保持接触。这是敌人想慢慢地消耗我们的体力，达到拖垮、消灭我们的目的。说实在的，这时我们也感到精疲力竭，如果说“两条腿”的人与“四条腿”畜牲，在进行体力、速度与耐力竞赛，谁优谁劣不言而喻。但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面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就这样边突边打，边打边突，敌我双方在运动中对峙了50多里。这是敌我双方意志力的角逐，最终以我们拼死的战斗精神，战胜了日军的骑兵，当我看到日军骑兵的马都渐渐跑不动累倒在地时，就感到有生机了，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