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中旬，敌酋冈村宁次在组织实施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后，飞抵德州坐镇。为了配合其主要方向作战，调动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二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两万多兵力，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配以大批伪军，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对冀鲁边区开始了残酷大“扫荡”。日军以东光县、南皮县、沧州以南地域为重点，采取以多路奔袭、“铁壁合围”“拉网包围”及“远距离奔袭”的新战术，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达到摧毁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目的。开始我军还不能及时适应敌采取的新战法，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5月26日拂晓后，敌对我一地委一专署包围圈基本形成。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就像是一群发狂的野兽，制造了一幕幕惨剧。冀鲁边区广大抗日军民立即投入了空前激烈的反“扫荡”斗争。这场“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持续了65天之多。

　　我们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1942年6月18日，日伪军“扫荡”的合围圈是以东光县大小单、四柳林(赵家柳林、孙家柳林、王家柳林、宫家柳林)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沟章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堆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方圆70余里。不幸的是，我边区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警卫连于18日下午转移到四柳林一带，机关就驻在大单村。傍晚，地委青教会同鬲津县青年连、鬲津县一连也转移到宫家柳林小单家村。同时还有从冀中突围到我边区的冀中原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同志带领的冀中军区参观团和后勤人员，武装宣传队及冀中军区八分区教导队、第二十三团零星人员共计百余人也同时转移到这里。万万没想到，上述机关和部队约500余人全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反“扫荡”战斗开始后，我率领“铁帽子五连”跟着冀鲁边区周贯五政委行动，但与边区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完全失去了联系。当时斗争十分残酷，边区和分区以上的领导和机关，都是分开活动，防止被敌一网打尽，通常是一位首长带一支小分队在自己区域内活动。我这个连就跟随周政委，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这段时间为了找到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周政委带着我们沿山东乐陵鬲津河南岸向西活动。6月19日凌晨，我们到了东光县边境的刘宅一带，突然从东光那边传来了枪炮声，周政委侧耳听了听立即对我说：“郭连长，估计这股敌人不少，赶快命令部队退出刘宅。”部队按周政委的指示在离刘宅不远处涉水过了鬲津河，朝北又走了6里多路，才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来。部队在村中休息了一会，正准备烧水做早饭，担任警戒的带班班长跑进来悄悄地向我报告：“连长！村外发现敌人!”我马上报告周政委。周政委带着我疾步走出去一看，好家伙！来的敌人真不少，在清晨的阳光照射下，只见村外远处的道沟里和田野上，闪出一大片刺刀的亮光，耳间隐约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武器碰撞的叮当声和远处传来不断射击的枪炮声……嘈杂地混在一起。但敌人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占据的小村庄，而是急匆匆地向西行进，可以说是与我们擦身而过。当时周政委和我置身于村内的一座房顶上瞭望平原，远处这些情况一目了然。

　　周政委对我说：“郭连长！好险哪！这次‘扫荡’敌人来的真不少，他们这都是向哪儿去？”

　　我说：“首长，这股敌人不是冲我们来的，我们的位置在敌人的包围圈外，距离敌人的包围圈还有两里地呢！我判断敌人是向四柳林方向运动。”

　　日军“扫荡”部队在作战行动上是有其特点的，先头突击部队是直奔合击目标，不在合围圈里的目标，根本不管，而是由后续部队来“清剿”。于是周政委命令部队马上转移，脱离这股敌人。部队把半生不熟的饭扔下，就悄悄地向东出发了。在转移的途中，我们听到从西边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和隐隐约约的喊杀声、马嘶声。据我的战斗经验这是日军形成合围后，开始向合围点实施进攻，与我军交上火了。

　　“郭连长！坏了！一地委、一专署肯定是被敌人合围进去了……”周政委忧心忡忡地望着西边说。我在旁边看着首长愁得不得了，那时他是冀鲁边军区的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下午，西边的路上奔走着一群群逃难出来的群众，有大爷大娘，也有妇女小孩，都背着包袱衣物，哭哭啼啼。有几个妇女一见到我们，便边哭边诉说：亲人被鬼子、汉奸杀害了，房子被烧了，猪牛被抢了，遍野里尽是鬼子汉奸，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我看着周政委心情沉重得像块铅似的，眼望着西边被战火硝烟笼罩的天际，听着那渐渐稀疏的枪炮声和不时传来的嘶杀声，真为一地委、一专署的同志们担心焦急啊!当时我真想带着部队冲到西边去，跟鬼子拼了!和被围的同志们一起战斗，帮他们突出包围圈。但是理智又告诉我，这万万使不得，鬼子正希望我们去自投罗网。

　　黄昏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从冀中突围过来的专署地委机关、部队全被敌人包围在四柳林、大小单家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文救会主任吕器等30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特别是从冀中突围来到边区的同志，又重陷敌人的包围圈，英勇地牺牲了。这真是前所未遇的、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啊！我看着周政委悲痛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事后我们得知的情况是：6月18日夜间，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一地委和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驻在东光城东南靠近南皮的大小单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刘夫青据点的日军已经出动，从穆庄奔刘大瓮村而来。但就如何对付敌人的这次合围，专署和地委领导意见有分歧。有的认为这一带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加之敌强我弱，应该化整为零，分股突围为好；有的则认为这一带北有大洼，南有鬲津河，交通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况且我军对这一带地理情况熟悉，加之群众基础好，能打就打，不能打可转移。两种意见一直没能统一起来，所以部队和机关迟迟未能行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19日凌晨，侦察员又报，北面的敌人已经到了刘大瓮村，距大单只有七八里路。于是，地委、专署机关组织干部战士从大单出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即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到了河堤向东一看，大批日军顺着河岸向西而来。因部队在交通沟内行走，敌人未发现，但想抢占鬲津河岸，穿越鬲津河已经来不及了，只好顺原路回到大单，改由大单至寺后杨、砥桥的交通沟到了鬲津河堤下，这时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发现我军在交通沟内的行动，于是敌轻重武器一齐开火，许多干部战士当场牺牲或受伤。从这里也突围不成，我军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附近时，专署专员石景芳同志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石景芳对孙连长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他忍着剧痛继续组织突围。这时，从寺后杨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鬼子、汉奸密密麻麻地围上来，一边用各种火器猛打狂扫，一边叽哩呱啦地狂呼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