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洲》

　　[丹麦]凯伦·布里克森 著

　　叶倾城 译

　　译林出版社 2014年6月

　　这部自传小说，描绘了作者1914年至1931年间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的生活故事，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1986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作者以优美、缓慢而又忧伤的散文式语言讲述了她一生中最丰富和最美丽的回忆，在非洲那片土地上她倾注了太多的感情，而对于最终远离非洲的悲伤，她久久未能平复。

　　云端的非洲

　　我从前在非洲有个农场，就在恩贡山脚下。农场海拔一千八百米，在它北向一百六十公里处，变态传世网页游戏，赤道横穿高原。白日里，你会觉得身在极高处，太阳触手可及。拂晓与薄暮却闲适清澈。夜间很冷。

　　它的地理位置以及海拔，共同绘制出一幅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画卷。那里并不肥沃，也不华丽；这是被海拔一千八百米净化过的非洲，是这片大地朴质且微妙的精华所在。色调总是干枯灼黑，像烈火烧制过的陶器上的釉彩。树叶都轻盈细致，树木的构造也不像欧洲树木，会生成拱门状或圆顶形，而是矮矮地贴着地面。那些孤零零矗立着的参天大树，像棕榈树，或者满载的船，风帆早已卷起，周身笼罩着史诗般的浪漫气息。树林的尽头形状飘忽不定，仿佛全世界都在轻轻摇晃。一望无尽的草原上，丛生着歪歪倒倒的荆棘树，全是老树枯藤，光秃秃的。草叶闻起来像百里香和沼泽桃金娘，有些地方，气味馥郁得几乎冲鼻子。无论平原上的万千花朵，抑或原始森林里的藤蔓和攀缘植物，都和低地植物一般小巧——只在漫长雨季开始的时候，大朵的、芬芳四溢的百合花会瞬间绽放。一望无际，一切你眼中所见，都生而庄严自由，有着难以想象的尊贵意味。

　　一旦生活于此，你感受最深的，一定是这里的空气。每一次回首非洲高原的旅居岁月，那种似乎生活在云端的感觉，会深深震撼你。天色是淡薄的湖蓝或紫，云朵澎湃，既厚重又轻若无物，云头高高扬起，仿佛即将扬帆远走。天色的蔚蓝里，蕴藏着勃勃的生机力量，为不远处的群山树林染上一抹新鲜的明蓝。正午时分，地面上的空气躁动起来，仿佛燃烧的焰影；它闪烁着，摇曳着，流光如大河奔腾，它映照一切，使万事万物都形影相对，缔造出壮观的海市蜃楼、仙世魔境。

　　在高海拔的空气下，你呼吸顺畅，脏腑间既轻盈又踌躇满志。每一个高原上的黎明既起，你都会想：我来了，来到了属于我的地方。

　　收割咖啡果

　　咖啡园里有几幅图景美不胜收。雨季初来，盛放的花朵闪着微光，在迷雾及蒙蒙细雨中，宛如粉笔绘出的云朵，笼罩在二百四十公顷咖啡园的上方。咖啡花有一种淡淡的、略带苦涩的芬芳，像黑刺李花。当大地被成熟的咖啡果染红，所有的妇女和所有的孩子——当地人称为“图图”的——都倾巢出动，和男人们一道收割咖啡果。随后，大大小小的牛车，全部整装待发，把咖啡豆运送到河边的工厂。我们的机器状态向来不稳定，从来没法确定会发生什么，但这工厂是我们自行设计筹建的，难免敝帚自珍。巨大的咖啡烘干机转呀转呀，在它的铁胃里，咖啡豆互相摩擦，声音像海浪正在冲刷海岸。有几次，咖啡烘干准备出炉的时分正是子夜前后。那真是惊艳的一刻，高大幽暗的厂房里，挂满防风灯，处处结着蜘蛛网，遍地咖啡豆的外皮。在灯光下，一张张闪耀着兴奋的黑色脸孔，围在烘干机周围；你会感觉到，整座工厂，在这不寻常的非洲之夜，宛如阿比西尼亚人耳垂上一颗璀璨的宝石。随后，咖啡豆被脱壳、分级、手工分拣，装入麻袋打包完毕后，用缝马鞍用的粗针大线将麻袋封口。

　　黎明将至，夜色还昏蒙，我躺在床上，听见大车的声音。十二袋咖啡竟重一吨，十六头牛拉一辆车，每辆车上，装满咖啡的麻袋垒得高高的。它们上路了，去往位于远方工矿山区的内罗毕火车站。一片叫喊吵嚷的声音，车夫们跟在牛车两侧跑。我很高兴这一条路基本都是下坡，只有一处上坡，因为农场比内罗毕城地势高三百米。傍晚前后，我走出门来迎接返程的队伍，空空的大车前方，牛累得低垂着头，一个疲惫不堪的小孩领着它们；倦透了的车夫，手里的鞭子无力地拖曳在道路上的扬尘间。现在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了。咖啡一两天后就要扬帆出海，我们只能祈祷在伦敦拍卖市场上能交个好运气。

　　结交原住民

　　与原住民结交并不容易。他们听力敏锐，天性敏感，一旦被吓着，便在一秒钟之内缩回自己的小世界，正如野生动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你身边消失——转眼间逃之夭夭。

　　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明确答复，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已经和他们混得很熟。直截了当的问题，比如他有多少头牛，他总应对得躲躲闪闪：“跟我昨天告诉你的一样多。”这样的答法，很伤欧洲人的感情；就像这样的问法，伤了原住民的感情一样。如果我们对他们施压，或者穷追不舍，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一个解释，他们就尽可能地回避敷衍。一旦我们干扰到原住民的存在，他们的表现就像蚂蚁一样——当有人把棍棒捅进蚁冢丘，蚂蚁大军会发挥出难以想象的顽强和坚毅，无声无息地，迅速清除被损毁的部分。

　　我永远不会真正懂得他们，理解他们，他们却把我看得透透的。我还在犹豫不决，不曾下定决心，他们早已知道我最终的决定。一度，我在吉尔—吉尔有个小农场，在那里住的是帐篷。我经常在恩贡和吉尔—吉尔之间乘火车来回。我在吉尔—吉尔的时候，一旦下雨，就得仓促回家。返程站是吉库尤站，离农场还有十六公里，我下车时，总发现一个仆人已经等在那儿，还带着一头骡子供我骑乘。当我问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回家了，他们会看向远方，表情很不自在，像被吓着了又像觉得无聊。假设一个聋人坚持要我们给他解释何谓旋律，估计我们也是一样满脸尴尬。

　　当原住民渐渐习惯了突如其来的喧哗和行动，萌生安全感之后，他们会对我们说很多，坦率程度远胜欧洲人之间。他们不可信赖，但十分真诚。一个好名声——或称威望，对原住民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大体而言，农场生活非常孤独，夜晚静滞，只听见钟摆的滴滴答答，仿佛你的生命也随之一点一滴流逝，而每时每刻，我都能意识到原住民生命中那令一切黯然失色的静默，与我自己的静默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两种沉寂，彼此呼应。

　　原住民就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非洲。

　　在非洲的野外狩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