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晓飞：您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又一次担任仲裁员，是十二名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指定的特设仲裁庭仲裁员中唯一的中国籍仲裁员。请问要能够成为CAS指定的仲裁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卢松：首先是你需要成为CAS的仲裁员。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成员只能从CAS的仲裁员名册中挑选产生。其次，你要对体育仲裁包括奥运会期间的体育纠纷和奥运仲裁规则有所了解。你要让国际体育仲裁院理事会（ICAS）相信你能够胜任该工作。当然，这种工作需要个人申请，你自己不表示出兴趣，别人通常不会主动找你。

毛晓飞：作为仲裁员，您认为体育仲裁与商事仲裁的最大差异在哪里？需要在处理相关纠纷时特别关注哪些事项？

卢松：体育仲裁解决的纠纷大多包含体育的特殊性质并涉及行业习惯，也有一部分与商事仲裁纠纷重叠。大家首先应了解，国际体育组织有点像独立王国，其运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行规。像参赛资格、注册交流、工作合同、青训补偿、公平竞赛、赛场裁判规则（field of play doctrine）、处罚、反兴奋剂等，都具有独特性，商事仲裁中没有。此外，奥运会仲裁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短。裁决通常在接到仲裁申请后的24小时内作出，以便运动员能顺利进入下一轮比赛。仲裁庭经常在半夜开庭。

四、乐于培养中国年轻的仲裁人

毛晓飞：您长期从事着仲裁教学与仲裁实践工作。您认为，作为学者参与国际仲裁有何优势与劣势呢？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以和有志于国际仲裁的年轻学者分享呢？

卢松：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是中国涉外仲裁案件仲裁员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来自实务部门，从事涉外业务的专家是另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大多来自贸促会、当年的经贸部、商检局等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以及外贸公司。这两类专家较早地接触到国外法律理论与实践，构成当时国内涉外仲裁员的主体。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律师作为仲裁员参与仲裁案件审理的人数才逐渐增多，包括涉外仲裁案件。

从专业角度来看，学者作为国际仲裁员的一大优势在于利益冲突少，且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丰富。然而，仲裁员的工作，实践性非常强，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来解决实际问题，而学者在这方面相对欠缺。因此，如果年轻学者希望未来深耕国际仲裁领域，那么研究理论和积累实践经验是非常必要的。我现在也考虑写一本关于如何成为国际仲裁员的实务操作的书，希望能把自己参与国际仲裁的点滴经验分享给大家。

毛晓飞：据我了解，如果年轻仲裁人有机会给资深国际仲裁员当助理，并在一些复杂案件中成为仲裁庭秘书，也能非常好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现在我们国家在积极倡导仲裁秘书的专业化与职业化。2022年，仲裁秘书也被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您现在作为专职仲裁员有很多国际仲裁案件需要处理，有时甚至会觉得时间都不够用。那么，您认为在我们国内发展职业的仲裁庭秘书是否可行？目前还存在哪些障碍？

卢松：在国际仲裁中，不少首席仲裁员，或者说仲裁庭，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都可以使用仲裁庭秘书来协助仲裁庭工作。一些国际仲裁机构，例如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也都制定了使用仲裁庭秘书的相关规则或指南。像尼尔·卡普兰这样的国际知名仲裁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个人助理，并在其担任首席仲裁员的案件中，让他的助理担任仲裁庭秘书，这对于仲裁领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类似的实践目前在中国国内很少见，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可能还面临三个方面的障碍：首先，国内仲裁机构的仲裁秘书通常身兼二职：他们既是机构的案件管理秘书，也承担仲裁庭秘书的职责。仲裁庭另聘秘书的必要性不大。由于仲裁具有保密性，仲裁机构对于仲裁员随便自带助理或学生参与案件审理有些反感。其次，从国内仲裁员的报酬来看，与国际仲裁员的收入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考虑到全国仲裁员的平均水平。而且，国内仲裁员的税赋相当高。让仲裁员从其每年税后收入中再拿出一部分支付仲裁庭秘书的报酬，目前来看不太容易。再者，国内缺乏专业的仲裁庭秘书人才培养机制。如果让仲裁员使用法律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就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培养过程；而如果使用有一定仲裁秘书经验的专业人员，仲裁员个人也很难长期负担其报酬。事实上，我个人非常愿意参与培养年轻一代仲裁人才的工作，包括仲裁庭秘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