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強調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出化解產能過剩，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提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等等，都是針對一些牽動面廣、耦合性強的深層次矛盾去的。如果我們不迎難而上、因勢利導，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這些矛盾不斷積累，就有可能進一步向不利方面轉化，最后成為干擾因素甚至破壞性力量。

積極面對矛盾、解決矛盾，還要注意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系。“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面對復雜形勢和繁重任務，首先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又要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在推進這“四個全面”過程中，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比如，我們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全面部署，又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既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頂層設計，又強調突出抓好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既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系統部署，又強調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總目標和總抓手﹔既對全面從嚴治黨提出系列要求，又把黨風廉政建設作為突破口，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四風”問題，著力解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問題。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第三，學習掌握唯物辯証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証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証思維能力。當前，我國社會各種利益關系十分復雜，這就要求我們善於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在推進改革中，我們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准確把握各方利益的交匯點和結合點，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証法，就要反對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我們的先人早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很多典故都是批評和諷刺形而上學的，如盲人摸象、鄭人買履、坐井觀天、掩耳盜鈴、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畫蛇添足，等等。世界上隻有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瞎說一氣，不需要依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而堅持唯物辯証法，則要求用大氣力、下真功夫。我們一方面要加強調查研究，准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另一方面要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系。任何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機械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觀點都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在實際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第四，學習掌握認識和實踐辯証關系的原理，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實踐決定認識，是認識的源泉和動力，也是認識的目的和歸宿。認識對實踐具有反作用，正確的認識推動正確的實踐，錯誤的認識導致錯誤的實踐。我國古人關於知行合一的論述，強調的也是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如荀子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西漢劉向的“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宋代陸游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明代王夫之的“知行相資以為用”，等等。我們推進各項工作，根本的還是要靠實踐出真知。

我們黨一貫重視理論工作，強調理論必須同實踐相統一。理論一旦脫離了實踐，就會成為僵化的教條，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實踐如果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也容易“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理論對規律的揭示越深刻，對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引領作用就越顯著。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理論的作用，增強理論自信和戰略定力，對經過反復實踐和比較得出的正確理論，不能心猿意馬、猶豫不決，要堅定不移堅持。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要使黨和人民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我們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堅持理論指導和實踐探索辯証統一，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