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只敏感的小猫，已经瘦骨嶙峋，脊背上凸显着骨头。它被丢弃时戴着有铃铛的项圈，行动时会暴露它的位置，限制了它的捕猎。孙锦荣说，能看出来猫咪曾尝试想挣脱项圈，但没有成功。项圈卡住了它的脖子和前爪到腋下的位置，找到时，勒紧的地方已经腐烂恶臭，项圈扒开时有白色小虫蠕动。

　　他们将这只小猫直接送医。“车开得很快，就怕猫见到主人之前就没了。”

　　孙锦荣说，找到猫后，女生接到通知时还以为是在做梦，不停道谢。至于为何猫被送走，他猜测，可能是因为女生怀孕了，老一辈总觉得养宠物对孩子不好。

　　这39天的寻猫经历，对孙锦荣来说，就像他创业的一个缩影，“一眼望不到边。”“我当时想着，找不到也没办法，但如果能找到，我知道它在哪里，但我不能带它回家，这么轻易放弃的话，我到退休那一天也会觉得有遗憾的。”

　　在孙锦荣接到的单子中，有不少养宠物的老人，他们的子女在外求学或工作，宠物为老人提供了重要的陪伴，让他们的生活更为规律，老人也会将对子女的一部分情感转移到宠物身上。所以，当宠物突然失踪时，老人会更加焦虑、伤心。

　　同样，大城市里变得“原子化”的年轻人，也因为孤独和压力更加需要宠物陪伴——在小小的出租屋里，有一个柔软的毛茸茸的动物一起生活，是一种慰藉。

　　“所以才会有一个词，叫宠物依赖症。” 孙锦荣说。

　　因为寻宠，他们需要“闯入”陌生人的家中，从求助人和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中获取蛛丝马迹。

　　很多时候，求助人会把情绪先一股脑地宣泄在宠物侦探身上。他们或哭泣，或懊悔，或倾诉自己和宠物的点点滴滴，以及失去宠物的痛心。

　　“我们更需要的是清晰、理性的表述，说清楚宠物的年龄、花色、丢失时间和地点。”孙锦荣说，就如心理咨询师一样，有时他们需要对客户进行情绪疏导，直到他们讲清楚寻宠需要的线索，同时还要保持医生一样的耐心，告诉失主，寻宠和手术的成功率一样，并不能100%保证找到，只能尽力尝试。

　　赏金之下

　　孙锦荣团队按时长和参与人数收费，如单人全设备寻找6小时是950元，双人则是1600元。还有赏金，“普通情况下，赏金是3000元起一只猫(狗)”，给第一眼发现猫(狗)的人，但如果最终没有找到宠物，赏金部分就没了。

　　无毛猫和布偶猫的赏金还会贵点。因为无毛猫没办法通过毛发痕迹追查，难度更大；而布偶因为市场价格高，被他人占为己有的概率更大。

　　有时候，孙锦荣觉得“赏金”这个词不太合适，找到活着的宠物时可以称之为赏金，但有时候只能找到尸体。“可能赏金这个词就得换一换了，或许用‘结案金额’更适合，代表我们宠物侦探的工作就到此为止。”

　　“遇到的最高悬赏是一部保时捷，但这类往往宠物丢失时间已很长，基本找不到，失主心里可能也很清楚。”他说，如果刚刚丢失宠物，就一下子把悬赏拔得那么高，10年间他是没见过的。

　　虽然干这行很久，但对于“赏金”部分，孙锦荣和团队并不会和客户签合同，超变态网页传世，仅靠口头协定。这有时会带来一些不快和纠纷。

　　有些订单中，他们发现，失主在一筹莫展的时候需要他们介入，但当有了线索、十拿九稳之时，就会劝他们回去算了，甚至抢他们半个身位，挡在他们前面，这样能以是自己先发现为由，拒绝支付赏金。“我们遇到过一个失主，觉得我们找得太快、太容易了，以此讨价还价。”孙锦荣觉得：“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

　　他觉得，有时候，大家会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感。“觉得你没有付出太多劳动力，就把我的钱拿走了。”这种怨气会让失主做出一些奇怪的行径，比如找到宠物后，找借口硬是把团队留在外地多一天，其实就是憋了一口气。

　　在疫情之前，孙锦荣的团队一个月多的能接到几十甚至上百单，时间被切割成一块块的，深夜可能还在找一只猫，白天睡一会儿，又惊醒了。“就像狗一样，狗也是一会睡，一会就醒了。”

　　除了作息乱，最忙的时候他早上起来都要想一想，我在哪？可能早上他在青岛，下午就赶到北京了，北京的事情结束了，又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每天面对的空间都是不一样的，这带来了一种长期的压抑。

　　“我们忙起来就是没有喘息的时间，可能最最放松的就是一个订单结束了，我们返程，或者是我们去奔赴下一个订单的路上的间隙，会稍微觉得舒服一点。”他说，如果单子排得很密，那就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在路上。这种长时间的煎熬，以及最后的成功带来的喜悦的反弹，周而复始。

　　“我觉得，这10年把我掏空了。”他说，他把自己造得太狠了。他越来越想只感受工作中美好的部分。“我现在其实有点退下来的感觉了，因为我在做短视频，出外勤少了很多。”

　　一万个猫窝

　　澎湃新闻今年6月底见到孙锦荣时，他穿着迷彩服，留着平头，语气疲倦，但坐得挺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0岁要小一点。

　　他在浦东郊区租了两栋民房，相隔十几分钟车程，一栋自己住，一栋作为工作室，他称之为“基地”。在自住的小楼里，孙锦荣收养了两只橘猫，两只英短，以及一只本想训练成传递情报的“无人机”，但最后只学会了自言自语的鹦鹉。

　　他还在家中几面墙上挂着宠物主们送的小锦旗，上面写着“救我狗命”“神速寻猫”等标语。

　　孙锦荣一开始并不受支持。

　　中学毕业后，因父亲遭遇交通意外，孙锦荣的母亲领着当时还未成年的他来上海打工，没有专业技能，他更多是在搬家公司、印刷厂和纺织厂做体力活，一个月赚两三百块钱。

　　和很多来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孙锦荣时常陷入迷茫中，但又想做能出人头地的事。

　　2012年，寻宠还属于新概念，没什么可以参考的案例，是一种望不到边的职业选择。父母给他的建议是，与其在这件事上耗费时间，不如直接去找个工作，哪怕进厂打螺丝也比现在稳定。“我当时也动摇过，要不要去做常规的工作。”

　　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拒绝了重复的、机械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作每一天都是重复，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8小时内都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他说，如果当时真的选择去打螺丝，或许“灵魂会被摧毁掉”。

　　“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就来源于子女不听父母话。如果每个子女都按照父母的规划去行进的话，社会不会有什么进步，每一代都应该接受更多的新鲜的事物。”孙锦荣说，他还是想鼓励年轻人多去体验这个世界，拥有自己的爱好，多尝试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要太早给自己框住。

　　孙锦荣团队中的其他队友来自各行各业，有做厨师的，有开货车的，也有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