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各军种的武器装备建设技术复杂、周期长、投入大。由于各军种使命任务不同，所以各军种的武器装备建设必然有其特殊性、独立性和规律性。现在“三非”（非对称、非接触与非线性）为主要作战方式，这是效能对势能，系统对集群的作战，并逐渐向小型、灵活、高效的作战编成和武器装备方向发展。军种装备建设技术复杂、建设周期长、投入大，尤其是对海、空军来说，如生产一架战机要上亿美元，一艘核动力航母要上百亿美元，这就导致了一旦对海、空军装备的决策失误，要想调头转向将十分困难，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军种对新技术感知敏锐

　　正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化战争已经逐步占据了军事舞台，对武器装备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而军种发展又对高新技术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感知力和推动力。

　　一是先进的高新技术大都率先在各军种中体现。如激光武器、隐形武器、单兵攻防武器、波炸弹、纳米武器、信息武器、无人化武器等，将逐步称雄战场。这些武器装备的产生无一不是高新技术发展的结果，而各军种又都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主角，军种发展对信息化革命具有强大的感知力早已显现出来。如“网络中心战”是由美国海军最先提出，把“计算机空间”看成是“作战空间”的关键领域，把信息战作为战斗行动的支柱和力量倍增器。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在海洋经济和海洋军事需求的牵引下，都在大力发展高科技武器装备，各自制定了21世纪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二是随着信息技术装备的大幅跃升，军种成为战争的主角。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运用，军种在历次局部战争中的使用愈加重要与频繁。20世纪80年代局部战争发生了两次转变。一次是80年代以“外科手术”式为特征的局部战争，另一次是以90年代以后“非对称作战”为特征的四场局部战争。技术的推动使军种成为快速灵活和远程精确打击的主战力量，战争的需求又使军种成为现代局部战争的主要作战手段。从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对军种的战略使用率高。美国海军在二战后近150次军事行动中，海军基地使用率最高，达到80%以上，海军陆战队达97%，航母达69%，在越战后近70次军事危机中，共使用过110多次航母战斗群参加作战。70年代30多次的局部战争，以海空为主的仅为2次，使用率仅为7%，80年代的33次局部战争，以空军为主的9次，使用率提高为27%，，90年代后的局部战争，以海空军为主的居多。其次，军种的作用更加显著。海湾战争中，海军首先实施8个月的海空封锁，空、海军实施38天的战略战术封锁，地面部队成功实施100小时的地面围歼作战。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又运用独立空中力量达到了战略目的，在战争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空军制胜”，军种在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第三，军种是新作战样式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用于实战的新理论新战法达30多项，平均每年1.5项。从“外科手术”到“精确打击”，从“封锁制裁”到“斩首惩罚”，从“全面压制”到“五环理论”，从“网络中心战”到“全谱优势”，从“有效遏制”到“先发制人”，在这些新型作战理论和战法中，军种都成为战争的主角。

　　三是军种强大的技术差优势，正逐渐改变着传统的战争规则。20世纪90年代之后，高新技术更加广泛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各种作战平台的机动性能不断增强，以C4ISR为中心的高效能的网络化指挥方式，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指挥各种作战力量、协调一致地进行作战成为可能。在远离作战地区，既可以保证己方的安全又容易达成作战的突然性。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使用使打击更加精确，因而可以将战场的实际交战行动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战争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模式。特别是在作战目的等方面，已由过去的“打败敌人”到现在的“绝对控制”，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信息化条件下军种快速发展的技术优势，正在逐渐改变着传统的战争规则。而这种优势正是由力量的不对称延伸到战争的不对称。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共动用了1600架现代战机，130艘新型军舰，3000辆坦克和装甲车，进行了1.3万架次的轰炸，投掷了1000枚巡航导弹，2.2万枚航空炸弹（80%为精确制导炸弹），再配以强大的C4ISR优势，导致美伊双方根本不是同一等量级，正是这种巨大的力量反差，使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斩首行动”、“先发制人”等战略得以顺利实施，以最小的代价达到了最大的战略目的。由此可见，过去的全面战争可以通过持久作战积小胜为大胜，可以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拉锯过程，而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有了强大的技术差优势，使战争能够速战速决。

　　总之，面对未来信息化战争，军种的建设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军种强联合作战就强，联合作战强军队就强，军队强国家就强。只有加强军种建设，才能打好联合作战的基础。同时，只有通过联合作战，才能更加体现出军种的独特作用和丰富内涵。